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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錦華·王小帥:中國急需藝術電影

原標題:戴錦華·王小帥:中國急需藝術電影





7月30日,是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逝世十周年紀念日。為紀念這位電影大師,理想國出版瞭伯格曼唯一生平自述《魔燈》的全譯本,並於紀念日當天邀請到學者戴錦華、導演王小帥兩位在單向空間做瞭一場紀念沙龍。





活動已結束20多天,主頁菌仍記得當時“盛況”:開始還能在後排勉強找到座位,隨著人越來越多,為瞭給讀者朋友騰出空間,不斷退至樓梯口,最後索性和同事躲在隔壁屋裡看直播。





不知因兩位嘉賓而來的朋友會不會比因伯格曼而來的更多,但顯然兩位嘉賓都對伯格曼有著很深的感情。從伯格曼的電影到伯格曼本人到自傳《魔燈》到歐洲電影傳統,到反觀中國當下藝術電影的處境,兩位始終情緒飽滿,發言幹貨滿滿。





整理出活動記錄精選,本篇是讀者與兩位嘉賓互動部分,兩位嘉賓的對談部分更精彩,請點擊閱讀原文查看。



戴錦華·王小帥:中國急需藝術電影







活動現場視頻







1.



繆斯,你真逗!





讀者:麗芙·烏曼、比比·安德松都是伯格曼的繆斯。我想請戴老師從女性的角度,王導從作者、導演的角度談一下,作者導演和他們的繆斯之間微妙的關系,對創作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戴錦華:這個請王導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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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帥:人傢叫你談繆斯呢,你就是他的繆斯。



戴錦華:他是想問你,你的繆斯是誰?



王小帥:你就是他的繆斯,你得先談。(眾笑)





戴錦華:我想讓他先談,因為我的回答就很掃興。你的所有的男性藝術傢和他的女繆斯的故事都是男性編出來的,那些繆斯對於這些導演沒那麼重要。比如對基耶斯洛夫斯基來說,他如果有一個繆斯的話就是他的合作編劇,從他和那個律師相遇以後就有瞭《十誡》,就有瞭“三色”。而伊蓮娜·雅各佈隻主演瞭他一部電影,或者說他發現瞭一個素人,這個素人非常迷人。此後,這個演員沒有太多的精彩表演,也沒有再和他合作。





再比如說法斯賓德,法斯賓德是bisexual,我想你聽說過。他和他的男女主演之間都有著非常復雜的關系,所以他的繆斯太多瞭。或者說這些人對他來說都不重要,所以我基本上覺得你說的是一個神話。但是我也想請男導演說說,他的繆斯是誰?





王小帥:繆斯,你真逗。我覺得電影是挺好玩的,大傢都在說電影,你看現在為什麼狗仔這麼厲害,狗仔隊搞八卦就是搞繆斯的事,跟電影沒什麼關系,但是我很羨慕那些所謂有繆斯的。我想我下面拍電影會好好地去尋找繆斯,這個繆斯可能就是電影本身吧。對於拍電影來說,能在電影中找到繆斯就有點像等待戈多一樣,戈多什麼時候來不知道。







2.



土壤的鹽堿化



才是沒有好作品的根本原因





讀者:我總體有一個感覺是中國電影與歐美日韓相比好像缺乏一種縱深感、一種張力,這種原因是不是跟中國導演對於宗教哲學題材的涉及比較少有關?而恰巧宗教和哲學是一種給人縱深感、張力和安頓生命意義的東西。





王小帥:對整個歐洲而言,基督教慢慢演變成他們的主要宗教,這裡面經過瞭很多折磨人的時期,以及黑暗的時期,所以形成瞭整個歐洲藝術對宗教的思考,哲學的成立和發展也與宗教相關聯,所以他們的藝術傢在這樣的氛圍裡去思考這些東西非常的正常,而且我相信在那個時候他們的思考是自由的,他們的表達也是自由的,這樣的話當然可以催生這些東西。就像伯格曼,當然會把宗教作為最重要的主題,他的父親就是牧師。





我想在我們的環境裡,其實我們1947年曾經有過一個電影叫《小城之春》,費穆拍的,還有我喜歡的《林傢鋪子》什麼的,其實四五十年代是一個很好的時期,那時已經有這個土壤瞭,但後來土壤斷掉瞭,所以現在單獨一個導演來探討宗教或者人性,變得非常困難,不能說是有一個很好的氛圍。所以我覺得土壤的鹽堿化,才是我們沒有好作品出現的根本原因。





戴錦華:可能小帥是更好的回答這個問題的人選。但我比較不太能接受“中國電影跟歐美日韓電影比沒有縱深”這樣一種一概而論的說法。我覺得其實當我們談到外國電影的時候,我們通常看到的都是那些傑作和佳作,拿它們和我們中國電影的普遍狀態,或者是中等的常規作品來做比較,我覺得不公正,也不夠嚴肅。





因為我一向認為最好的中國電影和最好的歐美日韓電影比都不丟人,最差的也都差不多差。我們真正差的是我們的工業,現在電影工業發展太快,而工業成熟度差太遠,構成這個中間段部分的素質不夠,無論是從工業、商業、文化的角度而言都不夠。這是我的一個總體評價。所以我不認為中國電影跟歐美日韓比沒有縱深,這個結論我不大認可,因為要看說的是哪一個部分。









《小城之春》





《林傢鋪子》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宗教。





關於宗教,首先我們太習慣用歐洲現代文明來作為一個杠桿,但是歐洲現代文明是從基督教裡面生長出來的,就是說基督教是高度內在於我們所謂的現代文明之中。而中國幾千年來本身就不是一個宗教社會,廣義地說我們是世俗社會,因為宗教不是統禦性的力量,宗教是與包含“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等基本人生態度的儒傢思想同時影響著我們的文明史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認為宗教主題原本就是內在於中國文化的,或者說,宗教不是凸顯於中國文化和中國生活的問題,這就是我真實的思考的一個結果。





其次還要看整個20世紀的百年革命史,是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傢、整個文化都在把傳統當做包袱丟掉的過程,從而快速前行去超英趕美。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文化內部的宗教的、世俗的,或許我們不稱其為宗教感,而是某一種宗教式的思考,這些東西其實對一個現代文化來說是高度外在的。當我們說在我們的電影當中,看不到有哲學、或是哲學性的宗教思考的時候,其實轉回來看,在我們文化的其他領域,有嗎?除瞭大學宗教系之外,比如在我們的文學當中,在我們的藝術當中,其實宗教普遍處在一個缺席的狀態。





因為我們自己跟它有隔膜,我們每一個當下中國人都和我們自己文化傳統,包括宗教文化,包括宗教哲學、哲學宗教,有非常大的隔膜。我覺得如果我們有這個自覺的話,有待時日,必須是在一個文化整體的重新獲得當中,才能夠在電影當中期待它的表現,至於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關於宗教題材這樣的東西,我想小帥剛才做瞭回答,或者說他才最有資格來回答。





王小帥:還有一個我覺得有可能針對伯格曼才談到宗教,實際上我覺得在做電影時,其實對自身和現實的關照最重要。我覺得在座的以及喜歡這類電影的人,如果去看看原來中國的某一部分的電影發展歷史,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已經在改變和觸碰到一些這類問題,如果忽略這個東西,就說中國電影沒有,是不對的。我們對自身的那種認知,對現實的認知,包括一部作品它所具備的反思性和批判性,這些東西我們需要去關註它。但當然大部分現在的中國電影在這方面是缺席的,是可惜的。













3.



中國急需藝術電影





讀者:當前一方面是物質富裕和技術的發展在消解人們的精神,另一方面中國自身文化在與西方文化融合之後,又開始瞭新的對自身內在的探索,想問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像伯格曼這樣的藝術電影對中國電影自身發展有什麼借鑒意義?





戴錦華:首先我們要認知到,電影是一個龐大的工業、商業系統,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環境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為它是公眾心理的鏡子和公眾心理的載體,或者說它會深刻地影響公眾心理。





在這個層面上來說,藝術電影在整個電影工業當中的意義始終是實驗室和發動機。因為藝術電影不斷嘗試對於電影語言、對於電影藝術本體的探索,並且以電影的方式來承載這個時代最幽深、最玄妙的思考。也因為是實驗室,就會有失敗,所以很多藝術電影真的不光乏味還空洞,因為它是失敗的實驗品。





但是好萊塢電影工業,始終非常緊張地註視著所有藝術電影的嘗試,一經成功,好萊塢第一分鐘就拿去瞭,好萊塢的活力除瞭美國霸權之外,就是在於虛懷若谷地學習。





所以中國現在電影工業這麼龐大,在熒幕數上已經是世界電影第一瞭,在此意義上已經是第一電影大國瞭,就中國電影工業自身,來說急需藝術電影。我在訪問別的國傢時,經常會聽到當地的朋友說,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傢,你們更是一塊大陸,說得沒錯,中國這麼大的國土,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復雜的地域文化的區隔,中國電影必須多元,如果不多元,不能構造出分眾局面,中國電影就不可能再延續下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藝術電影是一種可能性,是一種重要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不是要直接地從伯格曼電影當中獲得什麼啟示,因為伯格曼是他那個時代的實驗室和發動機,由他整體地改變、刷新瞭當時電影的面貌,由於他這樣導演的存在,新好萊塢的出現,我們才會有後來的科波拉、馬丁·斯科塞斯、斯皮爾伯格,才會有延續到今天的好萊塢電影工業的繼續繁榮。我們今天不需要再直接地學習伯格曼的電影,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繼續欣賞伯格曼,因為伯格曼的位置始終是非常清晰的,在他的電影裡你可以真切地碰觸到某一種歐洲文化的癥結和痛點。





我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其實贏得瞭一個機會,在以前,我們總以為伯格曼他們就是整個世界,而今天的年輕人要明白,他們隻是世界的一部分,歐洲是一個區域,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域,因為他們創造瞭現代歷史,所以值得學,可是也隻是一個區域而已。至於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的藝術電影,我覺得今天我們的藝術電影最大的問題是,我們隻能按照歐洲想像自己,其實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藝術電影。







拍攝《第七封印》中







4.



讀《魔燈》,你再去聽“鳥叫”





讀者:我其實還挺喜歡電影的,但是對於伯格曼不太瞭解,剛才王導也提到,他的電影有點晦澀,看起來還有點害怕,這就是大大打消我對他的渴望,但是我還真的是想好好去看一下伯格曼的電影。所以我想問一下兩位老師,以我這樣的一個普通愛好者,應該如何去理解他的電影,或者說,電影中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呢?





戴錦華:基本上建議就是讀《魔燈》,讀過瞭以後大概就會知道他的精神是什麼。





王小帥:剛才我那個饑餓恐怖的營銷不是起作用瞭嘛,你一方面覺得很恐怖,一方面說非要去看一看,就行瞭,我覺得就以你現在,目測十八九歲的樣子,你就看一看就得瞭,你就別說去理解瞭,就聽聽“鳥叫”就行瞭,至於“鳥”它要說什麼你就別去理解,等你再過三十年,再去看一下,三十年很短的。(眾笑)





戴錦華:你聽聽這個笑聲就知道在座的很多很年輕,他們以為三十年很長。





王小帥:沒錯,我們那個時候也是這樣,說你十年以後怎麼樣,覺得十年好漫長,其實三十年很短的,你先讀《魔燈》吧,再去聽“鳥叫”。





戴錦華:想看伯格曼,大概你要多少的懂一點他的時代,懂一點那段時間的歷史,多少地懂一點電影史的發展,即好萊塢的黃金時代、一戰二戰之間的歐洲電影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戰後他們出什麼事瞭。





比如說剛才小帥導演講到,所有這一連串的故事是從意大利開始,是從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開始。為什麼突然那些導演就扛著攝影機、拿瞭新聞快片上街上去拍窮人?在此之前他們拍什麼?在此之前他們是標準的高富帥白富美談戀愛的故事,為什麼突然觀眾不要看瞭?這跟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樣,三十年代上海政治和經濟是那樣的,但是為什麼大傢突然要看左翼電影,為什麼要看《神女》,看《馬路天使》?其實是後面的歷史在告訴我們一些故事。





也就是說,有一點點電影史的知識之後大概就能明白,他們新在哪兒。因為今天我們看起來覺得他沒多新,就像我說怎麼看怎麼簡單。很多打動我的電影現在我都不敢看瞭,不敢重看,因為我重看瞭之後發現原來這麼簡單,但當年覺得它簡直像一座金礦。





所以今天你是後見之明,你生得晚,看過更高級、更新的東西瞭,再返過去看他們,可能不那麼新鮮,不那麼吸引你。但是我真的簡單地認為,作為一個熱愛文學藝術的人,伯格曼並不是必須的,你可以有很多選擇,選擇你更容易接受的,更容易愛的。









伯格曼導演戲劇群魔時的工作照





5.



我們失去的不是伊甸園或烏托邦



而是對現實的關註





讀者:我想問一下王小帥導演在您創作一部電影的時候,是把什麼放在第一位的,是故事、想述說的歷史還是哲學等?





王小帥:拍電影,從故事,或者甚至有的隻是從一些影像的表達出發,這都是存在的,但是我越拍電影越覺得,尋找我的價值觀體現才是第一位的。因為現在觸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引發出的一連串的反應,以及即將會呈現在電影上的有趣程度,這都是已經可以預料到的。





但是它背後的價值觀,背後的態度,是不是跟我目前所思考的、所要的東西相吻合,這才是最重要的。有好多故事和想法很精彩,但是因為它不能夠穿透這個故事,來抵達我要所表達的價值觀的輸出,我可能就不會做。因為選擇很多,但你創作的時空有限。





讀者:最近的華語電影中我最喜歡是《刺客聶隱娘》,這裡面呈現瞭一種中國想象。在這部電影裡的中國,侯孝賢是把它作為一種未來的理想,還是說以前我們曾有過那樣一個中國,但是我們失去瞭,是一種懷舊情懷?





王小帥:其實是過去有過的伊甸園,還是未來的烏托邦,我不知道。侯導是我們很敬重的一個偉大的導演,他最近拍瞭《聶隱娘》,成績不錯,大傢都很喜歡,我覺得這個就可以瞭,這個就夠瞭。





但是既然說到侯孝賢,我想說的是他帶給瞭中國電影很大的啟示,他對臺灣的現實關照,直面生活、歷史的反思,是他的偉大之處。這也是從當年中國第五代,我們叫探索電影,到我同樣非常敬重的楊德昌等等,共同推動瞭華語地區新電影的啟動,開啟瞭中國新電影的啟蒙。他們與小津安二郎這些導演一起,構成瞭我們電影的大東方氣質,大東方文化。





我們年輕的時候,喜歡西方的東西,喜歡新浪潮,喜歡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以及伯格曼,但終於到瞭這裡重新找回瞭我們自己的根,可以不用看那麼遠的外國,回來找我們自身就好瞭。





但現在我們其實慢慢在失去的,不是中國過去的伊甸園和未來的烏托邦,都不是,而是我們根本上對我們現實的關註就已經失去瞭。藝術傢的立場態度,一個藝術作品對於現實社會能夠投入進去的這種質疑,甚至某種批判,這些東西都已經失去瞭,骨頭都沒瞭。既然這個根都沒有瞭,從何去談中國文化的前面和後面。









伯格曼的小惡魔簽名





戴錦華:小帥後面的表述,我百分之百的認同,我覺得我們老在追問說宗教在哪,哲學在哪,中國文化在哪,我們就沒有問過真切觸動千萬個觀眾的中國的日常生活在哪,這個現實的、真實的、有質感的、攜帶著某一台中商標權申請種共鳴的現實的缺席,可能才是更大的問題。





我自己認為侯導是亞洲電影第一人。好像有法國評論傢也在不斷強調說,大概二戰以後,所有的導演都是看電影拍電影,隻有侯導是用他的生命經驗拍電影。侯孝賢確實是一個靠直覺開始拍電影的導演,而且拍得那麼好。他對我們最大的啟示,像小帥剛才說的,是怎麼去表現、捕捉我們的生活。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侯孝賢的電影不可能是懷舊,侯孝賢是一個非常活在當下,而且承擔當下的人。這麼有承擔的人和這麼有承擔的導演,我覺得在世界范圍之內都所見不多,所以可能這個世界上,讓我誠心誠意叫聲大哥的人不多,侯導是一個。





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你完全可以從《聶隱娘》中讀到中國文化,但是我自己這個電影的時候,這種感覺不是那麼強,因為我覺得盡管這是一個由大陸資本、為大陸市場拍出的電影,但是侯孝賢的真正關註仍然是臺灣。





所以“一個人沒有同類”、青鳥舞鏡,和聶隱娘最後追隨磨鏡少年出走,其實講的是一個孤獨的漂移的景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中國文化,但是我覺得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侯孝賢自己所處的歷史和現實處境,所以這部電影當然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電影,但是不因為它是一個唐傳奇改編的電影,就一定是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電影。









伯格曼電影傀儡的生命導演筆記







6.



整個歐洲藝術電影運動



曾經都是左翼運動





讀者:今天講伯格曼,我註意到最近幾年中國年輕的導演也有一些是作者導演,他們拍出瞭反正令我自己還是非常喜歡的電影,比如郝傑的《美姐》、畢贛的《路邊野餐》、獲得臺灣金馬獎的《八月》,還有香港三個青年導演拍的《樹大招風》等。





我想問的問題是,中國這種本土上生長出來的導演和以伯格曼為代表的一批作者電影,他們之間是不是有某種聯系以及繼承性?還有可否通過這種聯系,給像我們這樣的青年導演和編劇一些指導意見以及啟發,謝謝。





戴錦華:我覺得可能回答是“是”和“否”。說否,是因為作者電影本身是以原創性、藝術個性風格著稱,如果兩個藝術導演之間有瞭連續性,原創性就會打折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藝術電影或者藝術電影作者之間,不應該有嚴格意義上的連續性,應該每一個都以他們自己的名字,標識著一種風格,或者一個高峰,這是第一個回答。





從另外角度上說,當然存在著某種連續性。比如說藝術電影,先要說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但形成藝術電影高峰的是法國新浪潮。我們知道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出現的時候,有一本法國電影雜志成瞭領頭雜志,叫《電影手冊》,新浪潮主將都是《電影手冊》的編輯,都是影評人,寫著寫著影評就下海拍電影,就成大師瞭。但是我們現在過瞭這麼多年回去看的時候,有一點小小的體認是,當時人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有兩個故事沒講出來:





一個故事是,最近越來越多《電影手冊》上的文章被翻譯成英文,我們在其中發現,當時的《電影手冊》主編巴贊非常明確地在一次法國電影人雲集的會議上說,我們不可能拍好萊塢電影,因為法國沒有那樣的工業,沒有那麼巨大的電影市場,所以要想讓法國電影繁榮和繼續生存下去,隻能尋找一種跟好萊塢不一樣的電影。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就是並不是傲慢的法國人不屑於好萊塢電影,而是他們深知自己不可能重復、復制好萊塢的經驗,所以隻好另辟蹊徑,尋找一種和好萊塢不同的電影。這個故事說明,我們以為偉大的歐洲藝術傢,他們出現的根源是要原創自己的創作。所以什麼叫藝術電影?或者藝術電影的傳統是什麼?那麼就是不斷反面參照好萊塢。





另外一個故事是最近面對面聽法國電影史學傢談起的,我覺得非常神奇,就是整個法國電影新浪潮是直接為羅西裡尼——也就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旗手——所孕育的。他當時拍瞭一部電影,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特別悲慘,但當時《電影手冊》的這些年輕影評人,特別愛這部電影,然後卯著勁兒,每個人寫瞭一篇長評,羅西裡尼特別感動,跑到法國來看他們,跟他們親密地交談。





這些年輕人表示他們有拍電影的願望,羅西裡尼說那就寫劇本吧,特呂弗還跟著他去做瞭一年的助手,戈達爾他們所有人都是給他寫作業,經他指點,這些作業後來就成瞭新浪潮最早的那一批作品。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有傳承,但是這個傳統和傳承更多不是在電影語言、電影風格上,而是在社會責任、社會關註和社會批判上。





在這個意義上,伯格曼非常特殊。整個歐洲藝術電影運動,曾經都是左翼運動,歐洲藝術電影運動都以社會批判為己任。但是像小帥導演剛剛沒說完的,伯格曼相對來說是政治保守主義者,伯格曼對於變革,對於激進,對於所有的這些六十年代式的主導訴求非常厭惡。





如果大傢仔細看他的電影,會看到很多的冷戰式的言說,比如他的《沉默》當中他的人物要自殺,他說因為中國在進行仇恨教育。





伯格曼並不站在積極社會變革的一面,他格外困擾,困擾他的不光是傳統勢力,也是世風日下的社會,還有這種激進的青年的躁動。但是除瞭他之外,幾乎作者電影時代的所有電影大師都是站在當時的左翼一邊,批判資本主義,批判主流文明,對抗好萊塢的這樣一種訴求。在這個意義上形成瞭一個文化傳統。而這個文化傳統在今天還能不能延續,這是個問題。











【相關圖書】





《魔燈(全譯本):英格瑪·伯格曼自傳》



[瑞典] 英格瑪·伯格曼 著 張紅軍 譯



理想國,2017年8月





戳視頻:為什麼《魔燈》值得一看?





《魔燈》是世界電影巨匠英格瑪?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寫於作者拍攝完《芬妮與亞歷山大》,宣佈結束自己的電影生涯的五年之後。與他的影片同樣,本書充滿瞭生動的細節,透露出強烈的內省。伍迪?艾倫稱之為“天才之聲”。





在這“僅有的一部投入瞭自己全部文學抱負”的作品中,伯格曼以徹底的嚴肅性,試圖將自己的創作源頭與歷程和盤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劇場,婚姻與工作。這又是一部現代《懺悔錄》,作者坦陳自己的缺點、恐懼、憤怒,青春期時對於納粹的迷戀,對於性的癡迷,以及導演工作所帶來的別樣愉悅。二十世紀電影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時刻台灣商標註冊代辦,在作者回顧自己的生涯時一一重現,他與卓別林、葛麗泰·嘉寶、卡拉揚、英格利·褒曼等同時代人的交往,和對於塔可夫斯基、費裡尼等同行工作的評論不時閃耀其間。





《魔燈》這部反傳統自傳,在記憶中前後閃回,仿佛一幅視角宏偉而手法細膩的鑲嵌畫,拼貼出一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鄉間的年輕人成長為藝術大師的過程,使讀者得以近距離一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心靈。


戴錦華·王小帥:中國急需藝術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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