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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顧真指著在壁櫃上排放整齊的譯文經典作品系列說，“其實我們的名著經典也一直很受學生黨的歡迎。這些作品幾乎自首版以來就沒有做過改動，其版本、譯者都依然是上世紀以來的風貌。”
書展人多，想必不少人都曾領教過。但如今在地鐵上多看到對著手機屏幕閱讀的人，而近年來又有大片大片關閉的傳統書店，我做好瞭自己將要去一個今不如昔的上海書展的準備。然而友誼會堂門口排隊的陣勢卻還是著實令人震驚。
在這個碎片化、電子化閱讀已經漸成普遍趨勢的當下，何以依然有那麼多人願意冒著驕陽或暴雨去書展呢？揣著滿腹疑竇，我試圖從烏泱泱的書展人群和書海中尋找答案。
在書展，人們看什麼書？
在書展逛一圈下來，就能對人們在哪些書面前逗留久、哪些書無人問津有個大致的瞭解。前段時間風靡全球的以色列作傢尤瓦爾 赫拉利新書《未來簡史》以及前作《人類簡史》是中信出版社在本屆書展上熱推的，引來不少讀者駐足翻閱詢問，一個看起來隻有10歲的孩子指著《未來簡史》問他的父親：“《人類簡史》也是他寫的對不對？”除此之外，中信還大力宣傳著Facebook首席運營官Sheryl Sandberg的新書《另一種選擇》。這似乎表現出瞭同網絡上知識熱點的高度重合性：人們關於科技、未來的高度好奇和求知欲，以及對於自我提升的願望。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展位前同樣人頭攢動、源源不絕。一位母親帶著即將上小學五年級的女兒站在村上春樹的作品系列前猶豫不決。她說，自己的女兒從小就閱讀廣泛，哪怕是不感冒的歷史類題材，她也會刻意念給女兒聽，“閱讀的根基一定要在小時候培養好”。
上海譯文的編輯顧真表示，村上春樹系列是該社多年來長盛不衰的“銷售冠軍”，不過在今年書展上，他們主推的則是法國作傢J.M.埃爾的福爾摩斯“同人小說”《福爾摩斯癥候群》，以及由《生活》月刊編著的“中國文藝百人語”《珍物》，前者請來瞭作傢自己與福爾摩斯迷展開多場互動，後者則有音樂人李宗盛親自站臺宣傳，均受到瞭書展讀者的熱捧。此外還有全套引進的雷蒙德 錢德勒作品集，以及出書速度緩慢但在男性和中老年讀者群中頗有受眾的“譯文紀實”系列非虛構作品，“（紀實系列）今年的新書是《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東北遊記》”，顧真說著把一本《慕尼黑的清真寺》遞給我看，和該系列的其他書一樣，封面采用的是紀實性的攝影照片，與其素來精美、簡約的文學裝幀大相徑庭。我想，這也暗合瞭近些年來國際上各大文學獎的趨勢。隨著當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進程和因此產生的各種現實緊迫問題，作傢對人類當下境遇的觀察和體恤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傾向，湧現出大批優秀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例如白俄羅斯記者和作傢斯維特拉那 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憑借對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事故等的“苦難和勇氣的復調書寫”而獲得瞭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固然新書和新版書滿足瞭人們閱讀的新鮮感，但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作品也不示弱。顧真指著在壁櫃上排放整齊的譯文經典作品系列說，“其實我們的名著經典也一直很受學生黨的歡迎。這些作品幾乎自首版以來就沒有做台中商標註冊查詢過改動，其版本、譯者都依然是上世紀以來的風貌。”
與之相台灣註冊商標查詢似的是我在商務印書館的展位前看到的景象。幾名中學生認真地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前討論著自己看過哪本，有著怎樣的閱讀體會。令人想到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述的中學時代：“我們在原先坐著埋頭學習的課堂上已聽不到什麼新的內容或我們覺得有知識價值的東西，而課堂外面卻是一座令人產生無窮興趣的城市，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我們那種被壓抑的求知欲、那種在學校裡無法滿足的對知識世界、藝術世界、人生享樂的好奇心，統統如饑似渴地轉向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
讀書台中商標註冊申請人變少瞭？還是增加瞭？
在和世紀文景副總經理王玲閑聊的過程中，她指出瞭一個也令我十分困惑的問題：為什麼明明覺得自己周圍已經很少有人讀書瞭，可是出版方的圖書銷量其實卻並沒有太大減少？現在想來，這種觀念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幸存者偏差”，書籍和知識的擁躉從來就沒有減少，學者和書商固然是忠實的閱讀人，但在各行各業的工作者中也都不乏愛好者。在美國記者和作傢蓋伊 特立斯的作品《被仰望的和被遺忘的》及《王國與權力》前，一名女士認真地向她的同伴介紹兩書：“看瞭這本（《被仰望的與被遺忘的》），就知道之前在朋友圈很火的《在北京，有2000萬人假裝在生活》是怎麼寫出來的瞭。這本關於《紐約時報》的是這位作傢的成名作。不過就他的語言風格而言，我建議你去讀原著會更好。”王玲說，《被仰望的與被遺忘的》是他們在今年3月推出的，但不到半年時間內已經加印瞭兩次。此外他們還大推獲得今年美國國傢圖書獎和普利策獎的科爾森 懷特黑德小說《地下鐵道》，由於獎杯光環，也在其今年的熱銷榜單中。
要真正做到“全民閱讀”其實很難，但是“就好比上海書展，它借鑒瞭香港書展的模式，從展位到活動，都實現瞭對普通市民完全零門檻開放，這是我們在內地其他地方很難看到的情形”，王玲這樣說道。
圖為香港書展
事實上，根據主辦方的數據，上海書展在2007年前後的參展人數約為20萬左右，到2012年上升到32萬，去年人數則超過瞭40萬人次，而書展上的各類活動則從最初的170餘項增加到今年的超過900項。與此同時，有著27年歷史的香港書展在今年則吸引瞭近100萬讀者，將之與兩城的人口數據進行對比（上海有2400萬人口，而香港有737萬），上海書展依然顯示出很大的提升空間。
20日，在智利詩人羅貝托 波拉尼奧的詩集《未知大學》中文版首發分享會上，一位年僅14歲的小男孩表示，自己是特意從杭州趕來追隨其“偶像”的，雖然原作者已經早年離世，但國內每出一部他的新作品，自己都會去看。
這麼年輕的讀者，是否真能讀懂波拉尼奧的作品？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想來在少年人的眼中，這些文壇巨星也自有其獨特的光芒。
由世紀文景策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富汗裔作傢卡勒德 胡賽尼的《追風箏的人》自2006年在國內出版以來，已經從暢銷書成為長銷書。
在科技時代，圖書的未來會怎樣？
“電子書閱讀越來越普及，作為出版商會不會感到擔心？”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世紀文景和上海譯文的兩位負責人，他們的回答卻驚人地相似：不擔心。一方面，現在越來越多的出版方在策劃圖書時，都會考慮到紙質書和電子書兩方面的銷售渠道，另一方面，雖然電子書的銷量呈上升趨勢，但總體而言讀者依然更偏好紙質書。可是也有很多人，如亞馬遜總裁貝佐斯，曾預言紙質書會最終走向消亡，也不擔心？“我認為不是這樣的”，顧真舉出瞭黑膠唱片的例子，“黑膠唱片的音質是CD和流媒體播放無法比擬的，這是它能夠回歸的重要原因。書籍也一樣，一些人可能會使用電子書閱讀，但很多人表示他們更喜歡紙質書，因為閱讀的‘質感’不同，並且作為書架上的收藏，可以隨時翻閱。”王玲則表示，不管是紙質書還是電子書，更重要的是書的內容質量，“隻要有讀者願意讀，哪怕這個受眾群很少，我們也願意去出。”
意大利作傢、符號學傢翁貝托 艾柯曾在其演講《書的未來》中指出，“電腦通訊跑在你前面，書卻會與你一同上路，而且步伐一致。……事實上，盡管新技術設備層出不窮，但舊東西並未因此全然消亡，汽車跑得比自行車快，但並沒有讓自行車銷聲匿跡。而在文化史上，也從來沒有一物簡單地殺死另一物這樣的事例，當然，新發明總讓舊的發生深刻的改變。”
這或許也能印證到關於書的另一個話題 書店上。雖然近些年出現瞭大批傳統書店的“關門潮”，但同時，各具特色的獨立書店卻正大張旗鼓地進入市場，如果說傳統書店賣的是閱讀內容，獨立書店賣的則是“氛圍”。以在臺北起傢、廣受讀書人追捧的誠品書店為例，除瞭賣書，它還衍生出瞭咖啡廳、餐廳、畫廊、電影院等多元業務，滿足瞭讀者在進行閱讀活動時的多種需求。而氛圍式閱讀之所以能夠形成越來越普及的趨勢，究其原因依然是人們對閱讀本身的興趣。
至於人們所讀的內容，在未來會發生什麼變化嗎？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科幻作品的增長。在書展“文學對談：從科幻閱讀到科幻創作”活動上，科幻作傢陳楸帆表示，相較於那些“陳述”以往的文學作品，科幻小說是面向未來的，讓人以未來為起點，反思是否要堅守現在的生活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張新穎教授在回答“人在哪裡可以變得美好”時，也提出瞭類似的觀點 人們通過閱讀、作傢通過寫作，將自我的邊界不斷向外推，從而看到自己的不足並加以彌補。
當不少人開始擔憂科技時代的新媒體對文學批評設置的障礙時，青年批評傢木葉的觀點值得所有人借鑒：“現代科學技術十分微妙，AlphaGo再厲害也無法脫離其設計師，如果有一天它們有瞭自己的主體性，它們會讓科技更先進，讓生活更美好，讓殘酷更殘酷，讓美好更美好。”
關於書的未來，也許就像美國科幻作傢威廉 吉佈森說的：未來早已到來，隻是還未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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